国有企业在筹资、投资、资金回收和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中，由于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，往往会发生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一定偏离，即财务风险。按理说，风险与收益相伴而生，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，对正常的财务风险本也勿须大惊小怪。但在国有企业财务结构中久存不息的“四高”现象，却不能不令人警惕。
“一高”负债率。从总体上看，国有企业负债率还是持续降低的，由1998年的64.26%下降到2003年的59.24%；但从局部和个体看，高负债现象并未缓解。据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消息，2005年上半年，169家中央企业中净资产同比增长不足1%或下降的有69家，资本积累严重不足；过度负债的有52家，不少企业流动比率不足国际警戒标准（200%）。有的企业资产负债率达80%以上，还有的甚至超过100%。一旦市场销售缩减，很难靠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资金运转。
“二高”债权。合理的债权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，获得资本收益。而违规的、过高的或盲目的债权则容易形成坏账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有的企业违反《贷款通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违法对外拆借，直接导致经济损失1亿元。有的企业应收账款占用资金问题严重，2005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应收账款和存货占用资金1.42万亿元，占流动资金的36%。在全部中央企业中，应收账款和存货占流动资金比重超过50%的有37家。
“三高”不良资产率。根据中央企业清产核资的结果，2004年，181家企业申报处理各类资产损失共3177.8亿元，占资产总额的4.2%，占净资产的9.9%。其中，按原制度清查出的损失1500.3亿元，按《企业会计制度》清查出的预计损失1677.5亿元。加上财政部已核准的近千亿元资产损失，中央企业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5.4%。
“四高”法律诉讼。2003年仅5－12月，中央企业报送国资委请求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就达65起，涉及82家企业，直接涉案金额85亿元，间接涉案金额250亿元。有一家公司，从2002年7月到2003年7月办结的一审案件27件，涉案金额31900万人民币；办结二审案件19件，涉案金额4100万人民币；当年在手未结案件尚达100多件。而另一家公司，2003年发生诉讼案件竟高达1800多件！
在财务结构中出现的“四高”现象，必然构成企业很高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，对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威胁。究其原因，固然有市场环境变化、竞争加剧、结构调整及技术进步等外部原因和历史遗留问题，但更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企业内部管理不力造成的。
一是管理混乱。采购、生产、销售、财务、市场预测等各环节之间缺乏统筹协调配合，造成应收款项、存货等资产损失严重。资本结构缺乏科学规划，筹资综合成本高，造成负债比重加大，财务风险增高。
二是财务决策失误。有的企业经验决策、“拍脑门”决策严重，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进行深入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，盲目投资，形成不良资产或巨额损失。
三是财务管理人员风险意识薄弱。一直以来，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风险意识淡薄，较多存在该进成本不进、该摊费用不摊、该提折旧不提，人为调节利润等问题，造成大量潜亏挂账的现象，人为制造财务风险。有的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，在未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进行了解的情况下，就盲目赊销，造成应收账款失控，直至成为坏账。
四是内控机制缺失或有制度不执行。有的企业监督制度执行不严格，内审不健全，缺乏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，对财经纪律置若罔闻，财务风险极易发生。
“四高”现象成为威胁国有企业正常经营的公害，加强治理实属必然。国有企业除要提高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能力外，更应从内部加强管理，严防“四高”，化解财务风险。
首先应提高财务风险意识，降低主观人为的财务风险。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将风险防范贯穿于财务管理工作的始终，严肃财经纪律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。企业领导人员应加强科学决策、集体决策，摈弃经验决策、“拍脑门”决策等主观决策习好，降低财务决策风险。
其次应以财务为核心，形成采购、生产、销售、财务、市场预测等各环节之间统筹协调的经营链条，哪个环节出现问题，及时反映到财务上来，发挥财务的风险预警作用。
第三应合理确定资本结构，控制债务规模。负债经营固然可以使企业迅速筹集资金，增强经济实力，提高权益资本收益水平，但同时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破产的危机。因此，企业举债规模一定要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力避“鸡飞蛋打”的结局。
第四应未雨绸缪，可考虑建立类似财务风险基金的应对机制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也可把已经造成的损失分批计入经营成本，尽量降低其对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。在财务风险面前，决不可逞匹夫之勇，做“拼命三郎”或一介赌夫，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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